禇时健：云烟大王毁于私分千万

今年是褚时健八十大寿，如今已没人想起他。这位10年前声名赫赫的云烟大王，曾为国家创利税近千亿的企业家，因私分千万元而经历牢狱之灾。在禇时健之后，中国开始对企业家薪酬制度进行改革，中国社会开始大讨论“企业家的贡献如何定价”。褚时健毫无疑问是改革的先锋，但他给自身利益开先河之举，使之成为改革不彻底的牺牲品。如今，在中国，年薪千万元的老总屡见不鲜，在西方，年薪上亿美元的老总比比皆是。但禇时健已经彻底老了，他留下的是历史一叹。 

　　“山高人为峰”的广告依然不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，但我们大都只知其山，不知其人。 

　　谁是红塔山的开山之人？谁是中国烟草群山上的那个峰？这个问题已经“如今再没人问起”。自从褚时建惹上牢狱之灾之后，连红塔山自己都在刻意回避与这位“人峰”的血缘，连企业史这种极难回避的地方，都尽力省略主语，或者干脆换成“时任领导人”。 

　　但不管红塔集团如何回避，历史都将牢牢地把红塔山与禇时健绑在一起。因为那是一个连中国企业史都回避不掉的企业家，那是一段整个中国都值得记录和反思的历史。 

　　弃官从商无仕途 

　　红塔与褚时健的缘分始于1979年，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。  字串4

　　红塔集团当时名叫玉溪烟厂，始建于1956年，但云南烟叶1953年就已在业界扬名。当时，新中国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次全国烟草工作会议，对全国各主要烟区的烟叶进行评比，河南烟叶拔得头筹，得了100分。云南玉溪烟叶因为路途遥远，晚到三天只赶上散会。但玉溪代表送来的 “鸡油黄”引起广泛称赞，最后竟得到全国最高的108分。 

　　玉溪烟叶这一下子就与邻居贵州的茅台酒一样，名满天下。 

　　之后不久，玉溪烟又进行了一次高级传播。1959年，刚刚开工两年的玉溪烟厂决定集全厂之力，生产一批最高级的卷烟送给毛主席。“红塔山”就此诞生，并一举成名。 

　　红塔山名头很大，但玉溪烟厂的规模小设备老，在全国众烟厂中一点都不起眼。同样不起眼的还有禇时健。这位1928年出生的云南小子，十几岁就当过兵，打过仗，胆量过人，大难不死。解放后转到地方工作，27岁时当上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，前途无量，但因个性太强，被打成右派，还劳改过一段，仕途基本断送。1963年，禇时健转向生产管理工作，先后当过农场副厂长，糖厂厂长。我们如今已经无法查到禇时健当年的经营业绩，是否已经展露出企业家天分，但即便有，在那个年代里，这种天分也体现不出市场价值。  字串4

　　1979年，上级给禇时健下了二选一调令，要么去塔甸煤矿，要么去玉溪卷烟厂。禇时健选择了后者，仅仅因为他爱人实在不想跟着去塔甸。 

　　一段传奇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中开始了。 

　　理顺企业做产业 

　　由于烟草行业性质特殊，所以行政管制很严。在所有人的概念中，烟厂是只能养人不能做事的地方。但禇时健不这么想，对于51岁的他来说，这个烟厂已经是最后的舞台了。 

　　禇时健上任前三年没有大动干戈，但他在大动脑筋。从摸底调查开始，禇时健逐户拜访烟厂工人，听取意见，等大家对挣钱翻身这一理想全部认同后，烟厂的效率显著提高。前三年，玉溪卷烟厂的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4％。 

　　禇时健后来谈及这段管理心得，他只总结两个字：人心。人心的问题解决后，机器落后造成的产能瓶颈问题自然就暴露出来。1981年6月，禇时健大胆引进英国莫林斯公司MK9－5型卷烟机组。很快，玉溪卷烟厂的产能排名就像百米跨栏一样，蹭蹭地往前跑。 

　　1982年，禇时健又下了一步大棋，他借鉴在全国刚出风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在玉溪卷烟厂推行“单箱工资奖金含量包干”制度，开全国烟草行业风气之先。这一重大的分配制度改革将工人的工资、奖金与产量挂钩，彻底打破了过去车间之间及个人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。  字串6

　　事实上，这一变革不仅对玉溪卷烟厂意义重大，对禇时健本人也一样。这意味着他对工人的管理真正从理想教育变成制度保证。从这一年到1988年，玉溪卷烟厂逐步进入良性循环。 

　　禇时健不断从英国、联邦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荷兰等地进口全球领先的设备89套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卷烟生产能力。到1990年，玉溪卷烟厂的年产能已经达到113万箱。 

　　政治智慧破牢笼 

　　玉溪卷烟厂很快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和财政支柱，但要想进一步做大，必须突破产业链上下游的两大瓶颈。在上游，烟叶由农业主管单位指导，烟草收购权则专属烟草公司，纳入行政计划体制。在下游，卷烟销售要进入国家的专卖系统，当时的名称是国家烟草专卖局，定价权则属于物价局。  字串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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